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卡托研究所客座学者科克伦（John H. Cochrane）在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文章称，虽然政策界一片哗然，但特朗普对货币事务的诉求并不像传统认知描绘的那般荒谬。

科克伦认为特朗普的主张可归纳为三大方向：利率应当降低，部分目的是减轻债务利息成本；美联储应减少独立性，接受更多民主问责；而“过度特权”或称“储备货币地位”实际上正在损害美国利益。

人们的通常认知是：降低利率将迅速推高通胀。但“多快”会发生，“多高”才算严重？最权威的实证研究显示，利率下降后约一年内通胀率基本不变或微降，两三年后才会出现轻微上升。即便这种反应在统计上也几乎不显著。由于这些研究考察的意外加息效应通常在一年左右消退，它们对持续低利率环境的参考价值有限。

主流经济学（即新凯恩斯主义）理论预测，在其他条件（尤其是财政政策）不变时，永久性降低利率最终将压低通胀水平，尽管通胀可能暂时上升。这个令人不安的推论让该理论（主要奉行者多为中左派学者）难以应用于现实，但它在理论层面确实成立。当然，数十年来的共识理论可能全盘皆错，经济学家此前也曾信奉错误理论。

历史记录同样错综复杂：近零利率维持十年却未推高通胀，日本经历三十年低利率亦如此——这些似乎印证了“固定利率下通胀保持稳定，最终将跟随利率升降”的理论观点。诚然，为巨额赤字融资的低利率确实在多国引发通胀，但若政府不扩张财政政策，其影响便不甚明确。低利率应对“供给”冲击时（如1970年代和2020年代）确实伴随通胀，但低利率本身与财政/非财政政策的具体效果仍模糊难辨。

科克伦写道：“我们经济学家至今无法确切断言：低利率是否、如何、在何种情境下、以及多快会引发通胀。尽管我的模型方程式显示关联微弱，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存在关联，但这远非确凿科学结论。”

美联储已大幅扩展其操作范畴：支撑资产价格、债务货币化、引导信贷流向、指挥银行投资决策、涉足气候与不平等议题，甚至封杀“狭义银行”与独立账户等商业模式。这些行动具有政治属性，已跨界进入财政政策与信贷配置领域。该机构却从未对其重大制度失败进行清算——包括10%的通胀率与反复实施的紧急救助。

独立性并非绝对美德。科克伦说：“我们的宪政秩序不包括完全独立、可随意印钞监管银行的官员。讨论改革合情合理：要么让美联储加强对民主的负责（当反对党执政时，这无异于接受政治影响），要么将其改革为权限狭窄、强制守责、接受问责的机构以保持独立。作为小政府倡导者，我倾向后者。但有限政府改革现已过时且可能不切实际。无论如何，仅仅高挂独立性旗帜，对门外‘野蛮人’倾泻鄙夷绝非可行之策。”

“共识观点认为，若世界如此渴望我们的货币与债券，以致我们可以直接印钞输出来换取消费品，恰当回应应是递上感谢信。但必须承认这种策略存在弊端：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洲发现金银并铸成世界货币后，用以购买消费品导致本国产业凋敝，最终沦为贫困国家。货币正是一种‘资源诅咒’，困扰着许多石油及其他重要商品生产国。瑞士拒绝世界赋予的货币角色，始终保持生产力。”

即便在新重商主义者的谬误堆中，也埋藏着零星真知。长期维持贸易赤字以支撑消费、依靠海外借款的国家，终须偿还债务。如同家庭理财，储蓄与投资相较于借贷与消费更有利于经济发展。

科克伦写道：“我国（及历史上多数国家）的核心问题在于：这笔财富被用于消费而非投资。这种选择源自政府赤字支撑的金融消费，以及法律、税收和监管障碍导致的私人投资收益率下降。因此，关税、资本管制、证券税和产业政策都将使情况恶化。不如撤除这些障碍。但在这三大争议领域中，核心主张均存在合理成分，值得审视而非即刻鄙弃。”